7月8日至9日，為期兩天的首屆“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召開。此次會議由江蘇大學、外交學院、中國日報社21世紀報社共同主辦，江蘇大學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研究院、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承辦，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協辦。會議設北京和鎮江雙會場，線下和線上形式相結合，通過21世紀報社“語傳學院”官方平臺全網在線直播。
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浙江大學等海內外數十所高校的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研討會。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理事徐和建作為主旨發言特邀嘉賓參加了此次會議。
江蘇大學校長顏曉紅教授，外交學院院長兼中國外交培訓學院院長、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負責人徐堅研究員，中國日報社21世紀報社總編輯曾慶鍇，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副總編輯、江蘇大學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常小玲于研討會開幕式上致辭。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李崇月教授主持會議開幕式。
顏曉紅在致辭中表示，研討會匯聚了來自海內外的知名專家和青年才俊，為大家交流新思想、新成果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交流平臺；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各位專家、來賓和同學通過此次研討會一定會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激發出創新的靈感，一定能促生更多引領學術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嶄新成果，一定會為中國加強國際傳播能力、提高國際話語權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徐堅在致辭中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多次強調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外交學院及北京市依托外交學院成立的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承擔高校智庫應盡的使命與責任，與兄弟單位共同主辦此次會議，邀請海內外專家同仁圍繞“國際傳播視野中的外交話語”“國際傳播與中國國家形象建設”等重要議題進行對話與交流；相信此次會議能夠為增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推動建設中國國際話語權貢獻新時代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曾慶鍇在致辭中表示，本屆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緊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際傳播工作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部署要求，具有很強的引領意義和現實意義。研討會議題豐富，既有關于全球傳播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探討，又有現實問題導向的全球傳播案例研究；希望大家在研討會上充分交流思想、凝聚智慧，將研究成果充分運用到新時代國際傳播工作中。
常小玲在致辭中表示，本次會議緊扣“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探討如何更廣泛、更有效地傳播“新時代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外研社一直致力于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的全球傳播，積極推動中國出版“走出去”，不斷探索外語教育的創新改革，在主題出版、教材建設、術語項目、出版聯盟、中外互譯等方面積累了許多成果。在未來，外研社也將與全國高校攜手，助力中國學者在國際傳播學界發出獨立聲音、提升學術話語權。
徐和建以《雙奧之城國際傳播供求實踐》為題進行了主旨發言。徐和建表示，如期成功舉辦新冠疫情以來最大規模國際性體育賽事2022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北京成為世界上首個“雙奧之城”，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書寫奇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通過辦好這樣的大型國際賽事活動，進一步提升我們的文化傳播力、新聞影響力、國家軟實力”。北京市圍繞“雙奧之城”這張金名片精心創造、提煉具有北京特色的中國表達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總結和思考“雙奧之城”國際傳播內容供需互促共生的實踐經驗，在冬奧華彩下追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脈絡，在“雙奧之城”的魅力中實現優秀文化的對外傳播，用首都故事講好中國故事、用首都形象助推中國形象，對今后做好新形勢下的國際傳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外交學院副院長、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孫吉勝教授以《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設：觀察與思考》為題進行了發言。她提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切實加強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取得了一系列成績。同時，在國際輿論場中中國不時面臨挑戰，中國主題“他議”和中國形象“他塑”現象依然存在，針對中國的負面信息經常攪動世界輿論，使中國不時面臨國際話語和輿情壓力。為了更好地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和關切，在世界上塑造公正、客觀、全面的中國觀，中國亟需進一步加強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在多層話語內容、多樣話語風格、多元話語主體、多維話語平臺以及多學科人才培養等方面銳意進取、開拓創新，以更好地提升國家形象、維護國家利益塑造良好的國際話語和輿論環境，繼續增進各國相互信任，加強國際團結合作，共同應對風險挑戰，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學術委員喻國明以《從輿論到認知戰：國際傳播的新轉向》為題進行了發言。他認為，當今輿論戰范式發生了根本轉變。基于網絡的全球信息聯動、全球民眾的動員、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使用，輿論戰超越了傳統宣傳和民眾動員，轉為更加復雜的認知戰。他提出，由于大眾認知范圍的逐漸固化，“信息繭房”帶來的影響日益嚴重。就國際傳播領域來說，可從“信息觸達”和“信息粘性”等方面著手應對。前者需要在拓展傳播渠道的同時，加強與受眾的經驗認同、關系認同和情感認同，最終實現價值認同；后者則強調對信息“魅力”的關注，信息內容要有“引爆點”才能讓受眾情有所動，引發情感共振。另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演進和信息傳播機制的變革，或可借助技術賦能，利用網絡游戲和信息機器人等認知利器，為未來更好應對相應挑戰做好戰略與策略準備。
杭州師范大學“當代中國話語研究中心”、國家安全話語智庫主任、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施旭教授以《理解新時代中國外交話語》為題進行發言，他從文化話語視角出發，指出外交實踐最主要最重要的模式是外交話語。新時代中國外交話語一方面受文化傳統尤其是中國話語體系的支撐和形塑，另一方面受國際社會全球化、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激勵和推動，正通過不斷創新以追逐初心。他認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為實現平等自由和平初衷應當運用話語創新策略，并提出了新時代中國外交話語的新戰略構想。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學術委員姜飛教授以《德、法針對“英語”及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話語反撥》為主題進行發言。他認為，十八世紀后期德國崛起，面對英法殖民主義和工業革命建構的“文明—野蠻”兩個世界的話語體系，德國知識界在德國“狂飆突進運動”以及后續兩百年間建構了“文化”概念，取代“野蠻”，世界話語體系演變為“文明—野蠻”“文化—文明”兩個體系。二戰結束后，法國面對美英等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在全球的話語霸權，生成了“反人類學”視角下的反話語批判體系，批判性的話語也是對英語文明話語的批判，由此需要從文化物理學和歷史實證主義視角重新審視話語研究的歷史。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學術委員張志洲以《文化理念、傳播結構與中國學術國際話語權的提升》為題，提出國際話語權包括多種類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媒體輿論的話語權、意識形態話語權，或說話的權力。他認為，冷戰后對于中國國際話語權構成根本性挑戰的是西方的“學術話語權”，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要深入認識兩方面的因素，其一，體現中國的文化理念，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其二，突破西方主導的國際傳播結構，使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話語能夠得到傳播并被國際同行認可。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江蘇大學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熊明輝以《中國古代論證學體系的建構問題》為題進行了發言。他提出，一百年多年前，中國邏輯史上出現過一場著名的“梁王之爭”，討論中國古代是否有邏輯學。這場爭論的實質是邏輯學、論證學和論辯學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同時還預示著中國古代論證學體系重構的可能性。他認為，只要從論證學視角探討他們當時所爭論的議題，不僅意見分歧可以迎刃而解，而且還可能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這一主旋律上添加一個音符。
江蘇大學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國際論辯話語理論頂級專家、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弗朗斯.范愛默倫教授（Frans van Eemeren）以《關于論辯風格的新視角》（“Argumentative style: A new perspective”）為題進行了發言。他提出，論辯風格是一種工具，服務于特定的論辯目的。通過論辯話語，論辯者旨在消解意見分歧，使受眾或讀者接受其所持有的觀點立場。論辯的風格包含三個維度: 第一，話題的選擇。第二，受眾的要求。第三，呈現的方式。為了說明論辯風格三個維度在論辯實踐中的具體含義，必須依據兩個基本理論范疇，即分離式論辯風格和嵌入式論辯風格。它們分別辨析了不同論辯風格中三個維度呈現的不同特征。識別論辯話語中的論辯風格需要判斷論辯的手段，即論辯話語中的分析性論述步驟、論辯路徑以及論辯策略。
外交學院英語與國際問題研究系系主任、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理事、研究員冉繼軍教授以《向非洲推廣中國媒體：中國媒體模式在非洲媒體中有發展空間嗎？》為題進行了發言。他提出，由于獨特和具體的政治經濟屬性，半邊緣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的利益一致可能會打破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之間的靜態依賴關系，并帶來討論替代發展道路的可能性的空間。中國與許多非洲國家之間的利益和諧成為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中非媒體從“援助”到“互動”的范式轉變深化了“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的交流。通過采訪和實地考察可以發現，一些非洲媒體從業者已經對中國的新聞理念有較高的認同度，而這種態度的轉變可以部分歸因于中國和非洲之間媒體互動的不斷深化。
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教授、外交談判模擬與數據實驗室主任、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員熊煒以《時代主題與外交話語: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的經驗》為題進行了發言。他指出，講好中國故事的核心是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從延安時期開始，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是在不同的時代主題與外交話語敘事背景中講述與傳播的。在“戰爭與革命”“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演進背景下，講述中國共產黨故事具有諸多成功的經驗。在新時代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必須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明確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歷史性轉變的時代背景。在對外傳播中以宣傳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成功實踐為使命，用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全球治理做出劃時代貢獻，樹立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形象，同時需要繼承與創新并重，重視新的四重邏輯，以更好面向國際受眾。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江蘇大學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研究院學術委員謝耘教授以《類比論證：一個中西理論傳統的比較》為題進行了發言。他從類比論證的基礎、機制、合理性、類型和謬誤判別五個層面，梳理了中國古代的類比論證理論，并將之與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類比論證理論進行比較。進而提出，中西方類比理論在“相似性”的作用、類比概念的理解和類比論證的合理性根據方面都存在差異，中國理論傳統中更注重類比構建的靈活性和語境敏感性，而西方理論傳統更強調類比中相似屬性的因果關聯。
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江蘇大學話語、論辯與全球傳播研究院執行院長吳鵬教授以《中國進取型外交風格的論辯話語構建》為題進行發言。吳鵬教授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例行記者會上的回應為例，以語用論辯學論辯風格相關理論為依托，分析并闡釋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進取型風格的論辯話語構建機制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外交原因。吳鵬認為，發言人使用進取型外交話語風格，是為了使中國的外交話語從以“韜光養晦”為特征的參與式話語向“積極融入”“自覺塑造”的引領式話語轉變。
主旨報告之后，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國際傳播視野下的外交話語”“語用論辯與話語分析”“國際傳播與中國國家形象建構”“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等議題進行了主題討論。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王磊教授以中美外交話語的動力機制及影響為題發表了講話。她指出，外交話語是發源于國家內部，受外部互動影響，由利益、結構、理念驅動，也受到政黨、社會、形勢的影響。中美外交話語目前體現出強烈的認同政治特色，對中美關系產生一定影響，但中美外交話語在深層次上受到外交話語動力機制的影響。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周鑫宇教授認為，西方所發明的詞匯體系，有可能成為中國國際傳播中的“話語陷阱”，影響講好中國故事的效果。他分析了“中國例外話語陷阱”“引戰挑釁話語陷阱”和“語用預設詞匯陷阱”，提出國際傳播應當加強理論素養和政治敏感性，以“世界之中國”話語對沖西方的“中國例外”話語，仔細分辨和審慎應對美西方右翼勢力故意炒作的引戰話語，還應當加強對外來概念的權威解釋、規范使用，最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增強中國自身的話語創造力。
山東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戴元初教授認為，全球傳播這一時代共識的達成是與新媒體語境高度關聯的，以數字化和網絡化為主要特征的新媒體語境，突破了傳統媒體語境下國際傳播的主體性，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讓信息溝通的主體間性凸顯。新媒體語境下的全球傳播需要對傳統的國際傳播語法加以變革，突破主體性的潛在偏見，在詞法層面尋求共同價值基礎的語匯庫建設；在句法層面建構具有開放度和對話友好型的普通語法；在章法層面以全新的敘事策略建構對話的上下文。全新的全球傳播語法建構可以為全球傳播效能的提升提供話語基礎。
外交學院英語與國際問題研究系張延君教授指出，隨著媒介視覺轉向時代的到來，視覺圖像已經成為國際傳播的重要載體。人們進行論辯的資源得到了擴展，不僅可以運用語言符號，還可以運用圖表、圖畫、聲音、視頻等非語言符號表達前提和結論，外交話語呈現出了多模態研究趨勢。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由各種非語言符號資源實現的公共衛生話語成為全新的話語景觀。她以社會符號學、語用論辯學以及多模態論辯修辭學等理論為基礎，以主流媒體的抗疫漫畫為語料，探討了多模態論辯話語的分析框架，對多模態抗疫話語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闡釋，為后疫情時代外交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跨學科研究路徑。
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雜志執行主編、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期刊出版與學術交流中心主任孫墨笛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博物學文化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徐保軍教授兩位專家以北京2022年冬奧會國際傳播實踐為例，指出博物學文化不僅可以構建中外共有文化話語空間，回應國際關切，增強跨文化傳播能力，為中國形象提供“可信”基礎；也可以提供文化符號，構建國際傳播親近性，增益中國“可愛”形象；同時也能推廣冰雪文化，并在公眾參與中構建責任與擔當，助力建構中國“可敬”形象。新時代的博物學文化有助于在構建共識中增進中外話語融通，在國際傳播互動中構建中國符號、彰顯中國氣質，有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公眾參與，用生動故事講述“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系主任陸佳怡副教授對世界銀行有關中國脫貧攻堅的推文和官網報道的批判性隱喻進行分析并發現，世界銀行在國際輿論空間呈現中國脫貧攻堅議題使用了事實、實踐和中國實踐語境三個層面的貧困隱喻。事實層面的貧困隱喻使用與世界銀行定義貧困的職責相勾連，其背后涉及各國話語權之爭；實踐層面的脫貧隱喻突出了脫貧的實踐特征和方案的重要性。中國實踐語境下的脫貧隱喻表征了中國是世界銀行的忠實伙伴、世界減貧事業的領導者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借鑒的老師，中國的脫貧攻堅對全球貧困治理作出顯著貢獻，折射出世界銀行對中國基于本土實踐的貧困治理方案的認同。她指出，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可以成為中國貧困治理方案國際傳播的重要話語平臺，一方面主動向國際組織提供中國方案的話語資源和話語表達，經由國際組織話語平臺提升中國方案的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官方機構和媒體在國際輿論空間可以積極援引國際組織設立的相關標準，提升中國方案的科學性和可信度，展現中國的全球責任。
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執行主任歐亞指出，在國際輿論戰中，污名化是某一國家行為體（施污國）向另一國家行為體（受污國）施加的貶損性、侮辱化指稱，這是施污國通過話語建構策略實現話語權力的過程。通過污名化，一國加強本國國內或與盟友身份認同，區隔自我和他者，排斥受污國，對內服務于政治議題的輿論引導及政策推進，對外鞏固其所倡導的國際規范，進行政治權力博弈。新聞媒體是一國信息傳播與知識生產的重要機制。對《紐約時報》有關“新疆棉花”議題新聞報道的框架分析顯示，《紐約時報》在這一議題上以表面上看似“客觀、即時、真實、獨立、自由、專業”的報道，實則不易為受眾察覺的操作手法來框架社會真實，客觀上作為西方污名化中國機制的重要裝置發揮作用。中國或可更有針對性地改善在特定議題上既有的話語和敘事框架，以更專業的手法破除西方的話語陷阱。
本次會議為發掘、涵養“話語·論辯與國際傳播”領域的青年人才，專門設立了青年論壇。來自全國高等院校的近30名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圍繞“外交話語與論辯”“中國方案全球傳播”“中國國家形象的跨文化傳播”“中國國家形象的話語建構”等主題進行了發言，并得到了來自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雜志執行主編孫墨笛、江蘇大學鐘蘭鳳教授、南京郵電大學袁周敏教授、外交學院冉繼軍教授的點評。
文章來源：光明網 202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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